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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孚

中国,请你走得慢一点,停下来,想一想。。。。。。

 
 
 

日志

 
 

邵氏为何陨落?

2006-10-25 14:14:07|  分类: 电影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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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为何陨落?

 

列孚

 

自去年起,一般“邵氏热”先从港、台及海外华人社区兴起,再漫延至中国内地。新生代影迷绝大多数都未曾看过当年号称“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影片。这也难怪,邵氏一直不愿意将它的东西拿出来让人们再欣赏。邵氏非常吝啬,如什么香港国际电影节或香港电影研讨会想要借它的片子都很难。不。不是很难,而是不可能。同时,当录象带流行时,未见有邵氏影片;到了VCD出现,也不见其踪影;以至到了DVD出现,仍难觅其芳踪。电视台的电影频道更不用说了。邵氏究竟为何一直不将其影片重新面世?人们都不得其解。

1996年,胡金铨导演不幸去世,香港电影界要举办胡金铨纪念活动,包括有胡氏作品研讨会,要放映胡氏作品,自然也少不了他扬名之作《大醉侠》。当时人们就曾十分担心,邵氏会如以往般不肯借片吗?

那天在香港艺术中心林伯欣电影院举行的研讨会,人们惊喜地发现居然有《大醉侠》放映!实在是让人太感意外了!邵氏居然会借片影片来让我们重温!当天,邵氏态度的突变也成为人们私下热谈话题之一。

现在,邵氏忽然将大量旧作用音像产品形式重新推出,并附以各种包装和印刷品、平面传媒作全面性、铺天盖地般涌现。对邵氏的怀旧热就这样出现了。然而,邵氏为何“突然”在1980年代中消失?很奇怪,一直没有人探讨。此刻,笔者不端冒昧,也甘作“丑人”,试作邵氏为何退出电影第一线作探讨。

 

邵氏的的确确曾经非常辉煌。1957年,紧随国际电懋于1956年从南洋登陆香港后它也随之而来了。笔者于1970年代也曾作为邵氏一员,目睹了邵氏的运作和经营,以及其员工(当然也包括了它的导演、明星)为邵氏作出过贡献的过程。

邵氏最辉煌的时代是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初。事关国际电懋的老板陆运涛先生于1963年不幸遇空难后,作为邵氏当时最强劲的对手,国际电懋就开始走下坡,并日渐对电影表现出兴趣不再的征兆。所此,邵氏就趁对手对电影欲拒迎还之际,开始了它“王国”的建立。而邵氏、电懋之间的较劲,因为两公司主要产品是国语片,所以其主战场其实是在台湾。1960年代的香港电影仍然是粤语片天下,而粤语片并不需求台湾市场。由于黄梅调歌唱片《江山美人》曾为邵氏扬威,在台湾大为卖座,尝过这样的甜头,邵氏再接再厉,又再拍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等片,其中《红楼梦》还与电懋直接交锋,两厢竞拍,斗个不亦乐乎。紧接著,邵氏这时又现《大醉侠》、《独臂刀》、《天下第一拳》等带出武侠新天地的影片,而《天下第一拳》更是第一部中文电影正式作为商业片进入欧美市场的动作片,比李小龙还早了三年。因为邵氏电影多以中国传统故事或民间传说这多,以或是多为民间所喜爱的行侠仗义故事,美奂美伦的影棚古代布景和服装、英雄好汉的警恶锄奸之类更符合当时观众的审美情趣。而电懋却多中产化时装片,如《四千金》、《野玫瑰之恋》、《漫波女郎》、《星星•月亮•太阳》等,所迎合的多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观众,在香港和台湾当时正处经济起步发展阶段和人口文化结构仍属低水平的社会,而台湾比香港相对地还处于落后,邵氏当时还是略占上风。到了电懋的灵魂陆运涛去世,邵氏轻易压倒对手,而属必然。高峰期的邵氏竟然同时拥有两条院线、年产52部影片,并拥有两本电影杂志。可见其势之大、之猛。

然而,当1970年邵氏重臣邹文怀连同几名志同道合同事出走邵氏,另创嘉禾公司起,邵氏就埋下了日后日渐被子动的根子。

可能不少人都知道,李小龙有意返港发展要找的第一家公司就是邵氏。然而,李小龙后来与嘉禾合作,表面原因是邵氏吝啬,所给李小龙片酬太低。但除此之外,另有一个原因笔者认为是邵氏对李小龙的外形感到困惑,他那付略带点像混血儿般的面孔便不符邵氏向以拍中国民间故事为主流的传统要求。“人往高处走”——李小龙当然会接受嘉禾要比邵氏高片酬的条件。而嘉禾也吸取邵氏经验,变垂直式管理为灵活合作方式:制作外判、权力下放和拆账分红。李小龙以《唐山大兄》等三部影片打响,让嘉禾赚了不少钱,原本缺少银两与邵氏一决雌雄,这时的嘉禾却已羽毛渐丰。

邵氏与李小龙擦肩而过后,不料又走了个许冠文。许冠文与邵氏合作的《大军阀》(导演李翰祥)票房高达四百多万(港元,下同),许冠文因而蹿红。后来许氏写了《鬼马双星》这个剧本,要求与邵氏合作,作五五分账。邵氏一口拒绝。因为在这这前邵氏是从未试过为自己打工的人进行分红的,邵氏永远是老板。许冠文只好去找邹文怀,结果双方一拍即合,嘉禾答应和许氏公平拆账分红。《鬼马双星》公映,即创下当年(1974)香港中外影片最高票房纪录。后来的《天才与白痴》(1975)、《半斤八两》(1976)再又连创最高票房新高。接连三片均拿下最高收入,嘉禾、许氏乐呵呵。这时的邵氏败象已呈。

到了这个时候,粤语片已全面复苏。1971年拍了最后一部粤语片《狮王之王》后,到了1973年就凭《七十二家房客》令粤语片翻身。粤语片停产仅仅只是在1972年。之后,粤语片再度压住了国语片。原来始作俑者正是邵氏自己。

当年邵氏为何忽然要拍沉寂一年的粤语片其真正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从商业角度考量,认为在粤语片销声匿迹一年之后,突以粤语片出击,可收“奇兵”之效。这一招是对的,而且《七十二家房客》本来就是名喜剧。但是,邵氏本身却没想到,自己只擅拍国语片,粤语片并非其强项,并由此掀起粤语片重生狂潮。嘉禾、许氏合作连创票房佳绩的三部片正正都是粤语片。之后,东山再起的粤语片一发不可收拾,并最后埋葬了“邵氏王国”。

 

邵氏之败当然不纯然是电影发音的语言问题,而是这时的邵氏已“老”了。家族式的管治让其难以发挥集体智慧和具现代化管理效率,也难跟上时代步伐。但更重要的是,长期“深闺”在清水湾邵氏影城与香港社会伯其文化逐渐脱节而不自知。香港电影新浪潮风起云涌之际,人们现在回过头来翻查资料,就发现没有一部新浪潮电影是邵氏出品的。

经过19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已成长起来新的一代(一如人们喜说是战后一代)出现了对身份的发现——原来自己与父兄辈不一样的是,籍贯概念没那么浓,“香港是吾家”意识特别强,关心香港多于关心“祖国”,关心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多于关心父新常常叨唠的“乡下”,关心自己将来如何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出人头地,而父兄辈却只想将香港当作日后跳往加拿大、美国或英国的跳板,是一个“借来”的地方,这与自己要在此落地生根是不一样的。。。。。。但邵氏根本看不到这些。走进邵氏影城,你就会以为这里并不是香港,因为这里的第一语言是国语,粤语在这里是非主流,邵氏家族和来自南洋的嫡系所说的则是英语。笔者就曾多次为邵逸夫先生当“老师”(其时笔者是邵氏的国、粤语配音演员),为他要出席在香港必须用粤语发言的公开场合作事先讲稿的粤语录音准备,一稿每每至少要复录十次、八次,好让先生方便边听边练。不止一次在他讲话的场合在听到他按我所教的录音发言,连节奏、语气都和我说的一样,当时暗地里也觉好笑。

作为一个商性化的大众文化企业,尤其是电影行业,如果连语言也产生如此隔阂的话,好他如何与这个城市的脉搏一起跳动?就如广州珠影,走进珠影大院,你难以听到粤语,几几乎通通说的都是普通话,在这样一个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几乎无所不包的大院,出了大院就难以自如的珠影人,你叫他们如何反映南粤人民的生活?邵氏影城内也几乎是无所不包。家族式的企业垂直管理连同与社会产生区隔也管理起来了。

邵氏就是这样继续在影城内闭门造车时,就越是与时代、与社会、与生活脱离得越远。俗语说“举一反三”,到1976年粤语片产量也超越国语片产量时,邵氏仍一个劲地拍国语片,虽然也曾拍过一些粤语片,但却非作为主力,仍然以为有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市场在支撑,而新浪潮出现,邵氏仍未醒悟。可能,那时发崛徐克的吴思远在这宣传《蝶变》喊出“八十年代将属于徐克”时,邵氏是不明所以的。而这时嘉禾不但拥有了成龙、洪金宝等新兴力量,并支持新浪潮导演。如严浩的《夜车》、谭家明的《名剑》等便是出自嘉禾。就连表面上看起来比较保守的“左派”公司凤凰也支持新浪潮主将方育平拍《父子情》、青鸟公司支持许鞍华拍《投奔怒海》和严浩拍《似水流年》时,邵氏仍然死抱自以为万试万灵、雷打不动的守旧体系不变。

到了1980年代,邵氏事实上已被边缘化。此时新艺城公司冒起,对邵氏、嘉禾两大公司产生巨大冲击。1982年,曾经死对头的邵氏、嘉禾这时不得不要共同力抗新艺城,联手出击,以两大院线共同上映成龙的《龙少爷》抗击新艺城的《最佳拍档》。结果,《最佳拍档》以破香港电影最高票房纪录2700万大胜《龙少爷》。经此一役,邵氏一蹶不振,错过了香港电影出现在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最好的“黄金十年”。

1985年,邵氏拍了最后一部电影《疯狂上海滩》(也是香港最后一部国语片)后,不惜降格转而投资电视,从高高的大银幕向小荧光屏拾级而下。邵氏影城也变成电视城,整条院线出租给予新起的德宝公司。自此,曾几何时风光无限的邵氏退出了香港电影第一线,“邵氏出品,必属佳片”八个大字一去不返。

经过上述1970年代香港新一代的身份发现,以及1980年代的身份寻找至1990年代的身份认同,香港的成长轨迹与邵氏的轨迹成相反,当香港越是辉煌(当然不仅仅是电影)时,它却是按着这样一个新生代港人的成长和香港整体的成长而渐渐褪色,直至失去了光茫。严格地说,其实邵氏一开始就并没有完全融入香港。它不过是设在香港这个一个地方的工厂(它确实是以流水线式生产影片的),当产品出现滞销时,这家工厂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到了它该结束的时候了。

结论是:当一家大众文化企业未能与本土文化产生紧密联系,未能与其休戚与共的同时并未能创新,那它就是短命的。那末,邵氏的陨落,就成必然。

 

2005/07/15写于北京

刊于《新电影》2005/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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