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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孚

中国,请你走得慢一点,停下来,想一想。。。。。。

 
 
 

日志

 
 

香港电影真的有一百年了吗?  

2009-08-20 18:41:50|  分类: 影坛漫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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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关心香港电影者应该看看本文。

文章较长,需要耐心看下去——两位作者是年过七十的默默耕耘者,在没有任何经费、没有行政资源支援下,研究香港电影史多年。李以庄老师是退休中山大学教授,周承人老师是退休珠影美术师。夫妇两人长年深入地对香港电影进行多方面的、全方位的调研,对过去许多谬误之处作了重要的更正或还原真相,对香港电影史、香港电影发展过程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内地电影研究几乎都集中在北京,话语权也集中在北京,北京对电影研究资源之充沛,令李、周两老望尘莫及。这还是次要,更主要的是,李、周两老打破了权威总在北京之说,纠正了许多既不懂粤语也对粤语电影了解皮毛的专家、权威对香港电影产生种种错误偏差的理解和“以为”。因此,偏于一隅的南方,研究香港电影者的这两位老人家(曾有学生跟随两老,但均受不起枯燥、寂寞和清贫而放弃了)奔波于穗港两地,在香港住不起酒店,幸有支持他们的好友提供住宿,才得以在香港进行更深入和广泛的资料搜集。。。。。。香港电影真的有一百年了吗?引起了争论。本文提出了肯定的看法。李、周现正著作《香港电影发展史》这一巨构,希望早日问世!

至少吧,我们后辈对两老由衷地表示敬佩!

下面一文,原刊《香港电影》第21期(即九月号),得两位老师信任,转载于此,供各位参考。(插图是本人所加,这是需要说明的)

各位,有请——

                                                    原题:“香港電影百年”論辯

                                                             李以莊  周承人

   

今年,是香港電影界重要歷史時刻:1月中旬,香港影界重量級人物吳思遠主持的專題片《香港電影百年光影》,在北京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探索與發現”欄目連續播映,吳思遠親自出鏡講:今年是香港電影百年;4月,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晚會,為紀念“百年”,新編四種類型“燒鴨”短劇;香港貿易發展局與香港電影商會和中國電影海外推廣公司合作,於5月16日傍晚在法國康城舉行酒會,慶祝香港電影百年。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在酒會上致辭指出:“早於1909年,首部香港電影誕生,名為《偷燒鴨》。” 之後,加拿大亦有類似活動。這些公眾活動,在承認和尊重歷史的基礎上,肯定1909年攝製於香港的首部華人導演、美國人監製的《偷燒鴨》,為香港電影百年紀元的標誌物。

電影與文化身份

在世界範圍內,除初始發明電影的國家外,其他國家與地區都有電影何時傳入,和本土人士何時參與電影製作的問題,中國/香港也不例外。作為工業革命後的現代文明(文化)標誌之一的電影,它的被接受與本土人士參與制作,不僅標誌該國家、地區接受與分享現代文明成果,還通過參與制作賦予這一舶來品以明確的文化身份,對多元世界文化作出貢獻。這是人們為什麼尋找本土“第一部”電影的原動力。“第一部”電影的確立,標誌著本土電影文化的誕生。現在香港影人尋找香港“第一部”電影的意義,即在於此。後來者需要知道自己的電影文化始於何時。

眾所周知,電影的發明與形成,是歐、美科學家們不斷接力的過程,但使它成為一種商業行為,惠及大眾,則是美國人愛迪生和法國人盧米埃兄弟。愛迪生發明只供一個人觀看的“電影窺鏡”,盧米埃則在他的基礎上將其改進為放映(機器),供眾人在銀幕觀看。當全世界在1995年慶祝電影誕生百年,以紀念盧米埃兄弟在1895年12月28日於巴黎商業放映獲得成功之時。美國人卻提前在1993年慶祝他們的電影誕生一百年!即紀念愛迪生在1893年芝加哥萬國博覽會上推出“電影窺鏡”的時刻。美國人有理由不承認電影是法國人發明的,更不願讓電影失去美國文化身份。

香港电影真的有一百年了吗? - 列孚 - 列孚香港早期电影的剧照很难找到了。现将当年李小龙在拍《唐山大兄》时的工作照权当此责,黑白相,总算也有些“怀旧感”吧?

何以是百年

香港電影紀元始于何年?在2003年10月之前沒有分歧,一致推崇“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在所謂“1913年拍攝了《莊子試妻》”,為香港電影紀元之始。2003年10月,這種一致被打破,肇事者為周承人、李以莊。由此揭開由羅卡十年來“抬舉”黎民偉為“中國/香港電影之父”神話的面紗,人們重新審視香港早期影史。隨之,發生了羅卡、黎錫、陳野與我們之間,圍繞黎民偉有關史實與評價的爭論。主要涉及:香港華美公司有無黎民偉股份?是“合資”或“合辦”的香港公司?《莊子試妻》是否香港第一部電影?是否黎民偉拍攝?拍攝於何年?黎民偉是否中國/香港電影之父?《漁光曲》、《大路》是黎民偉作品?黎民偉在聯華影業公司的真實位置與作用?等等。爭論的緣起是羅卡為“抬舉”黎民偉,竟隨意將并非黎民偉的事跡甚至功勞,自動轉賬到其名下。甚至無中生有說:黎民偉培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詞、曲作者田漢、聶耳!(見羅卡編劇的長記錄片《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對白字幕。)

我們以一萬多字確鑿史實的論文勘誤其非,可見失實之多!解構了“抑兄揚弟”的故事,爭論長達四年多。(詳見周承人、李以莊:《早期香港電影史第一懸案》,香港《電影雙週刊》2008年出版)今年紀念“香港電影百年”,一些不同反應,大體可在上述爭論中找到痕跡。

2009年4月5日,電影節在科學館舉辦了“香港電影百年之謎”公開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羅卡、法蘭賓、黃愛玲、大衛·博維爾。主持李焯桃。嘉賓有三種態度:羅卡、法蘭賓質疑《偷燒鴨》的存在,羅卡認為“無論戲院廣告或任何文獻,都從沒有放映這片子的記錄,直到1927年才有人提過那是布洛斯基1909年在港成立亞細亞電影公司後監製的作品。”法蘭賓“把燒鴨之謎像偵探片般追查。……《偷燒鴨》卻芳蹤仍杳”;只證實布拉斯基“最終確實製作出一個香港電影——《莊子試妻》”;黃愛玲則提出證據證實《偷燒鴨》存在,她認為1924年香港新比照戲院出版的《新比照影戲錄》說《偷燒鴨》拍攝於1912年,“似乎更為接近事實”;大衛·博維爾則說:“香港電影金像獎把2009年作為香港電影百年的慶典,為何界定在這一年?通常的說法是由於第一部本土電影《偷燒鴨》的出現——1909年由中國導演拍攝、美國電影公司監製。我的拙文《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也沿用了上述觀點,把它作為第一部電影。”他又說:“無論就哪個國家的電影史而言,要確立何為‘第一部電影’都絕非易事。……大多數默片都已佚失,且書面記錄也是不完整或被損的,因此,極有可能每一國家的早期電影製作業都無正式檔可循。這也是我們總要不得不依據記憶、口述歷史、口耳相傳、公論的原因。《偷燒鴨》看上去正是這樣一個案例。”(見香港國際電影節出版的《影訊》⑤報導;大衛博維爾:《〈偷燒鴨〉香港電影誕生百年之謎》,載第19期《香港電影》)

羅卡在其《早期香港電影製作的再探索》中,修改了自己的觀點,說:我“並不懷疑《偷燒鴨》的存在,只懷疑它的製作年份是1909年之早。”同時將大衛·博維爾說的:“《香港影片大全》在界定某些方面的第一部電影上,持有非常嚴謹的態度。《莊子試妻》被定義為香港第一部(兩本)電影和第一部‘劇情’電影。《金錢孽》(1924)被視為第一部在香港公映的香港電影。《胭脂》(1925)則被貼上‘香港第一部故事長片’的標籤。”(見《〈偷燒鴨〉香港電影誕生百年之謎》,載第19期《香港電影》)改寫成:“《偷燒鴨》可視為有記載的最早一部在香港拍攝的影片;《莊子試妻》(1913)可視為香港第一部長兩本但未證實公映的故事片;《金錢孽》(1924)可視為第一部正式公映的香港影片;《胭脂》(1925)可視為香港第一部故事長片。”并據此提出:“有多個第一,就不必有誰是真正第一之爭。”(載2009年7期《當代電影》88-89頁)

將二者作一比較,大衛·博維爾所講是:因為這些影片已經佚失而界定困難。羅卡卻將這段話的語意完全改變,竟加上大衛·博維爾並沒有說的:“《偷燒鴨》可視為有記載的最早一部在香港拍攝的影片”一段話。而且埋下伏筆來分出:“《偷燒鴨》是最早的”;“《莊子試妻》是第一部”。 大衛·博維爾的嚴謹為羅卡的隨意所代替。我們從這裏理解了羅卡何以有膽去編造黎民偉的“歷史”了!

香港电影真的有一百年了吗? - 列孚 - 列孚维多利亚海峡——1960年代的香港。海边最高两座大厦分别是当时的中国银行(左)和汇丰银行。

     羅卡質疑《偷燒鴨》不是1909年拍攝的,而香港影界竟然定今年為“香港電影百年”!他將此事的成因,歸咎于余慕雲和我們。余錯在將“燒鴨身份偷換”,即余在“《香港電影掌故》(1985)和《香港電影史話》(1996)二書,將《偷燒鴨》由‘在香港拍攝的第一部故事片’變成等同於‘香港拍攝的第一部故事片’,也即是最早的香港影片了。”(羅卡:《香港電影百年之謎與早期電影製作的探索》,載2009年7期《當代電影》)而“《早期香港電影史》……作者周承人、李以莊更肯定《偷燒鴨》‘應該是在香港本土誕生的最早影片,’並把製作年份敲定為1909年……結論是‘1909年可以定為香港電影的啟動年份’。”

      已故余先生無以自辯了。我們卻要申明:拙著《早期香港電影史》是這樣說的:“在沒有新材料發現之前,我們認為《偷燒鴨》的拍攝時間是1909年之說較為可信和可取的。”在將《瓦盆伸冤》、《偷燒鴨》和《莊子試妻》作時序先後排列時說:“由於《瓦盆伸冤》既無遺存,亦無人見證,實際情況無從得知,如果因此而將之排除,不作計算,則《偷燒鴨》成為最早的電影,該片的拍攝年代是1909年,可以作為香港電影啟動的年份。”(2005年12月香港“三聯”出版,頁29、45)這些說法有一個前提,即“在沒有新材料發現之前”!換言之,是影史研究階段性的結論,而非最終結論。若“有新材料發現”,就另當別論了。我們何曾“更肯定”、“敲定” ?!只說“可以”而已。石琪亦認為我們的《早期香港電影史》“參考不少資料,認為拍於1909年的說法‘較為可信’,除非有新材料發現。”(《明報》2009年5月28日 )

2005年2月28日,我們在香港《信報》發表了《香港電影紀元始何年》一文,通過史實考證,推翻了《莊子試妻》是香港第一部電影的說法。又據史實考證,提出:“香港電影紀元年有兩種選擇:2009年為香港電影一百周年或2024年為香港電影一百周年”;標誌物是拍於1909年的短片《偷燒鴨》;或1924年香港兩儀影片公司出品、早期香港影評人盧覺非導演的短片《金錢孽》。首次公開提出香港電影百年問題。我們自認只是研究香港電影的大陸民間學者,故我們僅提出學術觀點,并未作結論。文未最後一句是:“有待香港電影界取得共識。”如果香港影界是因為我們書及文章觀點影響,而決定今年是“香港電影百年”,我們會因研究成果獲認同而深感榮幸,不會因有人“責難”而生愧疚。

                   電影與媒體

羅卡在論文中提供的老電影資訊,基本上是法蘭賓查找出來的。從《黎民偉與早期香港電影製作活動的再考察》(載2004年3期《當代電影》,頁28),到《早期香港電影製作的再探索——圍繞“香港電影百年”的疑問》(載2009年7期《當代電影》,頁88),兩文提供的中國早期電影與布拉斯基有關的歷史片段,以及令人如墜五里霧中的推測與猜想,對實質問題並無推進。羅卡也承認:“拚拚湊湊也不免止於猜測。”(載2004年3期《當代電影》,頁29)

電影在誕生後的百餘年中,從雜耍到藝術,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從單純記錄事物到成為以各種藝術語言講故事的精靈,逐漸贏得世人尊敬和喜愛,媒體才對它另眼相看,以致給予重要地位,這些漸進變化,直接反映在當年報紙廣告中。

我們也曾逐日逐頁查閱了1909年上海《申報》。在1909年5月7日第一版第五張刊登一則《新影方榮卿出喪》廣告:“方榮卿出殯中外團練隊出送鳴炮致哀觀者塞途頗極一時之盛茲本館演成影戲一路神情活現真炫目動心之妙劇也”。此乃當年獨一無二為一部電影記錄片發佈的廣告。此外,電影皆以“影戲”或“活動電光影戲”之名,混雜於各種娛樂節目中。香港則將電影與粵劇同場演出,大戲(粵劇)演畢,“奇巧洋畫”(即電影)才登場。且都無片目。

但僅隔四年,上海報紙對待電影就另眼相看了。如,1913年9月27日到10月1日,上海《申報》刊登亞西亞影戲公司廣告:“請看上海戰爭活動影戲”“亞西亞影戲公司假座新新舞臺開演從來未有之中國影戲;列出兩大類片目:在“淞滬戰爭”下列有:《槍炮之猛烈》等十個目錄;在“改良新劇”下列有六個片目:《難夫難妻》、《滑稽新劇》、《三賊案》、《風流和尚》、《橫衝直撞》、《賭徒裝死》。這是布拉斯基將亞西亞影戲公司讓渡依什爾後,由張石川、鄭正秋等組織新民公司攝製的出品廣告。廣告列出具體片名,電影有了自己的獨立身份。

到20世紀20年代,電影廣告與戲劇演出廣告分庭抗禮,且篇幅往往大過戲劇廣告。

若想從20世紀初的報刊,查找如同10、20乃至30年代媒體上那麼引人注目的電影廣告,只能是緣木求魚。若認為找不到僅幾分鐘的短片《偷燒鴨》於1909年拍成/上映廣告,就妄斷它不曾存在,近於欺人了。

羅卡說:“廿世紀初的中文報刊缺乏有系統的收藏整理,難於參閱,…。反而外文同期的報章資料很多可以在網上查閱,外國圖書館的編目檢索也較方便齊全。”(羅卡:《香港電影百年之謎與早期電影製作的探索》,載2009年7月《香港電影》,頁119)

那就讓我們一起翻閱中文報刊中的歷史記憶吧。

香港电影真的有一百年了吗? - 列孚 - 列孚《香港电影》创刊号封面。

中國/世界電影歷史文獻的記載

對待先輩的史學著作,是認真全部閱讀、研判和理解,得出相應認知,還是僅憑某些資料彙編的片言隻語,以是否符合己意,或如獲至寶或棄之如履,關乎治史態度。

《中華影業年鑒》(下稱《年鑒》),是中國電影首部歷史文獻,出版於1927年1月30日。主編為畢業于北京清華,獲官費赴美留學,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電影科,及紐約影戲專門學校畢業,後任上海孔雀影片公司導演的程樹仁。他在《年鑒》“創刊辭”中說:“同人等…收集各種材料,以實是編者,已三載於茲。所有一切材料,悉根據中外各報紙各雜誌各特刊。精細分晰,絕非面壁虛造。是故中華影業年鑒,著實可靠,而為一最有價值之著作。”(粗字及重點號為筆者所加)此書被公認為民國電影史籍的珍本。

此書雖於1927年出版,但並非記述1927年中國電影的年鑒。它所記載的中國電影歷史跨度:上起1909年,下至1926年。其成書的背景,正是香港電影業興起(1923年民新制造影畫片公司成立),和香港電影業的夭(1925年6月“省港大罷工”爆發),及香港影人北上發展(1925年下半年開始)的過程。除黎民偉去上海和李應生合辦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外;其餘影人皆到廣州創業,如梁少坡到廣州與其弟創辦鑽石活動畫片公司。

香港影人回內地創業,給了程樹仁等更便於調查訪問的機會。書中所記上述兩家公司地址、出品及公司演職人員姓名、職務,與我們所掌握的確切史料(《廣州電影志》、程本《中國電影發展史》)相符。猶應提及的是:1925年底“民新”在上海成立時,首席導演為卜萬蒼,執導創業作《玉潔冰清》。但在書中,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列表裏卻無其名字,證明此書編者調查時,卜萬蒼已離開“民新”。足見其細緻、確切。

更值得關注:《年鑒》(14)“導演家及其作品”欄下第7頁,於梁少坡名下寫著:“宣統元年(1909)  瓦盆伸冤  偷燒鴨   十五年(1926)  愛河潮(廣州鑽石公司出品——筆者注)”。1925年下半年梁少坡到廣州與其弟創辦鑽石活動畫片公司,1926年是《年鑒》調查編寫截止年份,此期間梁少坡正在廣州。有關1909年布氏在香港攝製《瓦盆伸冤》和《偷燒鴨》的資訊,只有參與攝製《偷燒鴨》當事人、且正在廣州的梁少坡才能向他們提供這一最早最確資訊!當事人提供的資訊,當屬第一手資料!

亦因此,才有《年鑒》“中華影業史”17頁,“製片”項中說:“前清宣統元年(西曆一九零九年)美人布拉士其(Benjamin Brasky)在上海組織亞細亞影片公司(China Cinema Co.)攝製《西太后》《不幸兒》;在香港攝製《瓦盆伸冤》《偷燒鴨》”的來源。因為,《瓦盆伸冤》和《偷燒鴨》曾否在香港/內地上映?無從考。程氏的書寫似別無來源。

從1927年起,講香港最早電影序列,總是“《瓦盆伸冤》、《偷燒鴨》”,現在何以不提《瓦盆伸冤》呢?我們早在拙著《早期香港電影史》(2005年12月香港“三聯”出版,頁27)中說:“可惜《瓦盆伸冤》沒有任何遺存,亦無人見證過,故無從談起。”

法蘭賓追查不到《偷燒鴨》芳蹤。也只證明他沒有在網上找到而已。《偷燒鴨》的芳蹤,不僅刊登在《中華影業年鑒》,還赫然登載在為世界公認的世界電影史籍權威:法國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著《世界電影史》附錄的“世界影片年表”中:“1909年  中國(香港)——梁少坡:《瓦盆伸冤》,《偷燒鴨》。”(喬治·薩杜爾著《世界電影史》,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頁746)

事實是:“燒鴨”自拍峻至公映,起碼完好保存十八年(1909-1917)以上。最為重要的是: 有人在美國見證《偷燒鴨》公映。

《偷燒鴨》見證人言

前輩香港電影導演關文清(1896-1995)正是《偷燒鴨》的見證人。他在其著作中說:布拉士基(Brosky)在香港“拍了兩部短片,《莊子試妻》和《偷燒鴨》。……1917年布氏兄弟帶去荷里活放演,我在那裏看過。”(關文清:《中國銀壇外史》頁110-111,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6年版)

關文清又以見證人身份對余慕雲談到:“《偷燒鴨》的內容,是敍述一個又黑又瘦的小偷(梁少坡飾演),想偷一個肥胖的賣燒鴨商販(黃仲文飾演)的燒鴨,那小偷正在偷的時候(在偷燒鴨時有些詼諧動作),被一個警察(黎北海飾演)捉住。”余慕雲將這些證言寫在書中並說:“《偷燒鴨》這部影片,1915年在美國羅省和香港出產的第一部故事片《莊子試妻》等一起公映過。公映時還加映介紹這兩部影片的演員的短片。”(余慕雲:《香港電影史話》第一卷,頁46 ---頁52,香港·次文化堂1996年版)但余慕雲與關文清所說公映時間有異,當以關先生所說為准。

余慕雲曾在1979年香港《電影雙週刊》第19期發表《香港電影史話》⑧:《香港第一個導演梁少坡》文中說:“我接觸過三個認識梁少坡的人,一個是林楚楚女士(他的同事),一個是關文清先生(他的同事),一個是導演李鐵先生(他的學生和助手)。..….綜合他們所述,我所知有關梁少坡的情況如下:……1909年在香港參與亞細亞影戲公司,在港拍攝的香港第一部故事短片《偷燒鴨》的演出,並執行導演工作。1910年間,他曾和黎北海到上海考察電影業務”。

此處所記梁少坡、黎北海參與攝製《偷燒鴨》後,在1910年到上海考察電影業務的行為,從時間上,再次佐證了《偷燒鴨》攝製於1909年這一歷史事實的存在。

《偷燒鴨》在1912年攝製?

1924年,香港新比照戲院出版的《新比照影戲錄》,有署名“明明”的《香港電影曙光》一文,說《偷燒鴨》攝製於1912年!成一大疑案。

《偷燒鴨》能否攝製於1912年?與亞細亞影戲公司“讓渡”有關。最初以文字披露亞細亞影戲公司讓渡一事的是鄭君里。1936年他在《現代中國電影史略》中說:“亞細亞公司在華的成立,是意味著一些執有簡單的生產機械的小商人,積漸為其國內之強大化的影業主的競爭所排除,而不得不轉向經濟落後的國家另謀發展。”鄭君里的分析,與布氏在《自傳》中講他來中國發展的原因相符:“他發現當地零星的發行電影競爭太大。於是他來到紐約,買了許多影片、放映設備,出發前往中國,在那裏設立自己的電影公司。”(1995年6月4日,臺灣《中國時報》34版)

鄭君里又說:“辛亥(1911年)前後,中國新興的文明戲正適應著‘排滿革命’的思潮而普遍地生長,成為當時民間之中心娛樂。因此,亞細亞公司的出品並沒有若何重視,終而使這小規模的企業陷於無力周轉。” 隨即,他引述鄭正秋在1934年於上海青年會講《中國電影史》時所說:“直到民國二年(1913),亞細亞公司的名義及其生財,經上海南洋人壽保險公司法律顧問美(國)人鹿明的介紹,讓渡與該公司經理依什爾。依氏聘美化洋行廣告部張石川為中國顧問,辦理劇務事宜。”

依什爾為何聘張石川作“中國顧問”?鄭君里說:“在華的美製片商最初‘苦於國情隔閡,辦事上頗多棘手’,不得不在熟悉當地情形的土著人民之間尋覓適當經紀人。而且,電影在這些落後國家流行之商業條件主要是那為土著人民樂於接受之民族文化的傳統的形式,因此,一部電影的攝製工作如劇本底素材的選擇和人才(主要是演員)底雇用不得不借重於土著的知識階級與商人經驗。”(《近代中國藝術發展史》,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

1934年鄭正秋說:“亞細亞公司的名義及其生財,……讓渡與該公司經理依什爾”是在民國二年(1913)。與張石川在1935年所說:“遠在民國元年(1912),……依什爾和薩弗,預備在中國攝製幾部影片,…要我幫他們的忙。”(張石川:《自我導演以來》,載《明星》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35年5月16日上海出版)兩人所說讓渡時間有出入。

鄭正秋是在張石川答應依什爾邀請之後,才再由張邀請鄭的。他們在接觸亞細亞公司時間上有先後,因此張石川說民國元年(1912)亞細亞影戲公司讓渡給依什爾,更為確切。

所以才有1913年9月27日到10月1日,上海《申報》刊登“亞西亞影戲公司假座新新舞臺開演從來未有之中國影戲”的廣告發佈。廣告中所列片目,均是讓渡之後由張、鄭攝製的影片。

上述知情人的話,證實布拉斯基確在1912年將上海亞細亞影戲公司名義及生財讓渡給依什爾。作為經營不下去而將公司讓渡他人的布氏,此時能有心思和能力再去香港開拍新片嗎?令人質疑。1909年布氏于上海開拓新事業時,才會有雄心遊走滬、港兩地拍片。

1912年攝製《偷燒鴨》之說,僅是明明文中說“1912年俄人履港,延請梁少坡君演偷燒鴨等諧畫數本”外,別無他證,說服力不足。

1995年6月4日,臺灣《中國時報》34版,刊載賓·布拉斯基《自傳》中三段文字,題目是《俄羅斯攝影機裏的亞細亞》。據譯者張靚蓓講,這是賓傑門90多年前,在加州法院記錄員幫他打字的《自傳》中部分文字,她翻譯了其中三段:布拉斯基在家鄉時期;布拉斯基在美國發跡;賓傑門走入戲劇電影界。張靚蓓在其短文:《俄國影人賓傑門布拉斯基和中國淵源甚深》中說:“1909年,也就是賓傑門34歲那年,他以美國人的身份在上海及香港成立了‘亞細亞影戲公司’,同時在兩地開拍四部故事短片……在香港拍的則是《瓦盆伸冤》及《偷燒鴨》。”

我們對她所說:1909年布氏“在上海及香港成立了亞細亞影戲公司”有懷疑。

錢化佛在其《亞細亞影戲公司的成立始末》中說:“開辦該公司,資本三萬美元,地點在上海香港路五號洋房內。”(載王漢倫等著《感慨話當年》,頁1,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1962年版)我們質疑張靚蓓將“香港路”誤寫作香港!布氏只是小資本者,能同時在滬/港兩處辦亞細亞影戲公司?很值得懷疑。

歷史是可知的

就現有中文史料,如我們列舉中國、世界電影歷史文獻:程樹仁主編《中華影業年鑒》、法國喬治·薩杜爾著《世界電影史》,以及上海亞細亞影戲公司創辦人布拉斯基《自傳》(以上兩者不單是中文了)、影片《偷燒鴨》見證人關文清、以及布氏於1912年將“亞細亞影戲公司”讓渡的知情者張石川、鄭正秋所言,在在證實:美國人賓傑門·布拉斯基於1909年在上海成立亞細亞影戲公司,同年在香港攝製《偷燒鴨》。1912年將公司名義及其生財讓渡與依什爾的歷史事實。可確證1909年由華人導演、美國人監製的《偷燒鴨》,是香港首部電影。2009年是香港電影百年!除非羅卡能從外文史料中拿出確鑿有力的反證來。

香港电影真的有一百年了吗? - 列孚 - 列孚红线女(人称女姐)是粤语电影见证人之一。去年女姐从艺六十年纪念活动先后在穗、港举行,张学友、刘德华是她的粉丝,特地上台献花。

 

香港資深影評人石琪認為:“香港由於是殖民地,所以具有雙重性格,一方面是迅速接受西方新東西,西化得比中國其他地方早,但另一方面香港始終是廣東地方,香港人一直沒有脫離廣東人的地方性格”。(石琪:《粵語片的奇特歷史》,載1978年香港第二屆國際電影節特刊《五十年代粵語電影回顧展》)

香港著名文化學者陳冠中更簡潔地將香港電影文化稱為“半唐番”文化。陳說:“香港早就沒有原味,只有混雜,但這混雜卻成了正宗港味,成了香港的特色甚至優勢”。(陳冠中:《我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他又說:“雜種就是我們寶貴的本土,半唐番就是出發點,我們的源頭。”“半唐番將在後世記憶中代表香港。”(陳冠中:《半唐番城市筆記》,香港·青文書屋出版,2000年版)影片《偷燒鴨》正是以美國早期電影諧片(喜劇)元素,表現香港中國人生活的故事,成為半唐番香港電影文化的源頭之一,亦正是香港電影的出發點。

 

                                                                                                             2009年7月29日于廣州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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