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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孚

中国,请你走得慢一点,停下来,想一想。。。。。。

 
 
 

日志

 
 

中国电影离成熟还有多远?  

2010-02-21 15:19:11|  分类: 电影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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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文化与产业高峰论坛稿

  

                                                原题: 戒掉浮躁,踏踏实实深耕细作才会健康成长

                                                      ——中国电影市场距离成熟还有多远?

 

                                                                            列孚

 

当下最热的《阿凡达》令到中国电影人立马分成三派:一派觉得,电影这样拍下去,咱就玩不成了,颇为悲观;另一派则认为,这样的影片十五年才有一部,没什么,态度依然故我,自己拍自己的;再有就是:中国根本不应该引进这样的影片,按当下银幕的分布,95%以上都给了这个占姆斯·卡梅隆,中国导演想占个小角落都很难,中国电市场究竟是属于谁的?

我们看看香港。《阿凡达》上映期间,同步与其上映的影片多达15部,其中包括《阿凡达》才上映一周便上画的港产片《撕票风云》。香港影人不怕死,不怕当烈士,也不在乎当炮灰,有点像《十月围城》里面的英难。为什么?因为这个电影市场很成熟。香港有一条院线,叫金宝院线,有6家电影院、11块银幕。但是,它一直以来坚持中文片上映场次、所占银幕都比外国片,包括好莱坞影片都要多,即至少保持有6块银幕留给中文片,不管是《变型金刚》或《阿凡达》档期,一直如此。我笑称它是当今全中国“最爱国院线”。所以会形成不怕好莱坞,不怕卡梅隆,一方面是好几十年以来形成的电影市场各院之间均各有所取、各有所长,尽管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多厅影院出现,将过去壁垒分明的院线竞争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另一方面,是发行多元化,片源充裕,不存在垄断现象,且各大发行公司与院线之间早已形成的默契和长期合作关系,令所谓“黄金档期”、“钻石档期”都会有不同类型,甚至是小众电影也有机会与卡梅隆们见个面,打个招呼:“嘿,我也来了!”但是,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远没像香港这样成熟。

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化仍属初级阶段;另一方面,是体制本身问题。

 

类型片是根本——从《神秘的大佛》说起

前两年,我遇到导演张扬,他也许忘记他在第一次见到我时就说过“我父亲很感激你,当年《神秘的大佛》遭到不公,幸亏有你大力支持。”张扬的父亲是该片导演张华勋。没想到这次见面他又以类似内容再说一次,弄得我都很不好意思。

中国电影离成熟还有多远? - 列孚 - 列孚

《神秘的大佛》海报。当年该片如果能够在像今天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中国内地类型电影肯定会发达得多了。

 

所以提这件事,那是因为《神秘的大佛》拍摄于1980年。平心而论,该片拍得实在比较粗糙,但是,因为是中国内地少有的功夫动作类型片,尽管稚嫩,但是,从支持中国内地电影步向市场,步向类型电影创作与制作,因此,当该片在香港公映时,便在我于香港《文汇报》的影评专栏上,对该片给予支持和好评。其时,我确实不清楚该片会导演张华勋受到怎样的压力,也不清楚作为动作类型影片的《神秘的大佛》曾受到什么样的的待遇。我只是觉得,改革开放,电影不应被排除在外。不知在什么情况下,张华勋后来看到了刊有我这篇影评的《文汇报》,后来还给我写了信,对我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多年以后,我也将此事忘了,直到张扬在某个场合中与我见到面。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我很小的时候,对当时位于广州长堤大马路的广州电影院大堂上张贴了一条标语,上面写着:“在所有宣传工具中,电影是最重要的——列宁。”不知道什么,这句列宁语录一直很深刻在留在我脑袋里面。

《神秘的大佛》肯定是中国内地电影一次类型化的尝试。后来,中国内地又拍了像盗墓题材、城市刑事案犯罪题材(记得有部影片好像叫做《最后的疯狂》)、喜剧题材、谍战片(如《保密局的枪声》等)等类型电影,但很不幸,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还没正式拉开它的帷幕,就急急落幕了,因为除了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这个时期,因为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受灾最重之一的电影得到解放,人们对电影也渴了太久、太久了,很快形成当时电影一遍兴旺现象。然后随之而来的是,因为缺乏创意以及体制原因,如制片厂与发行的隔断、发行统购统销的落后方式、制片厂体制僵化等等,导致国产片市场逐渐衰落,以及电影院的设备陈旧、服务较差等原因,令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开始一厥不振,直至到2002年。

虽然后来发行进行了改革,让制片单位能够直接与市场挂钩,同时也开展与香港为主的合作拍片,以及引进了一些外国电影,令中国内地的电影型态较过去活泼了些、生动了些。然而,由于电影行业整体的改革动作滞后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个别影片不时遭“枪毙”或要进行修改的消息也传了出来,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列宁为什么讲那样一句说话。原来,电影在内地来说,不是娱乐而一直就是宣传工具。

因为体制原因和长年累月地视电影作为敏感工具,完全否定了电影作为具有商品属性的娱乐形式,要改变这种观念,殊不容易。因此,必面须清楚,唯有类型片才可能是电市场的基石,因为类型片出创意、类型片出导演、类型片出明星,类型片出票房,类型片也出文化主流。大家都熟悉的功夫片《少林寺》就是一个典型。

 

江志强对类型电影在内地所起的作用

也许是受到李安的《卧虎藏龙》夺得奥斯卡金像奖多个奖项的启发,我们中国内地电影界发现,电影也是宣传中华文化的工具,并在主流文化最重要颁奖礼之一的场合中其电视直播的效果令中华文化也得以最有效的和最广泛宣传时,中国电影到了要改变落后现状就必须要有新的突破的时候了。这过程中,来自香港安乐电影公司的老板江志强可说是个关键性人物。

向以发行外国电影和经营影院为主的江志强,偶尔性地也会投资拍摄一些影片。《卧虎藏龙》就是他与台湾中影合作出品的类型电影——武侠片。《卧虎藏龙》最重要意义不在于票房,而是在于电影工业优质标志之一的重要电影奖项之一的奥斯卡中获得肯定,那么,影片所弘扬的中华文化所包含的侠义和情怀,是否应该获得重新认识甚至是肯定?最重要的是,在好莱坞主流文化中体现中华文化软实力。有关这所谓“软实力”这个概念,我认为在当时我们的电影人、电影主管部门是未必意识到的。江志强也未曾意识到,事关他的电影阅历如此丰富之际的同时,所有围绕着他的都是发行、市场和商业上的种种业务上的可行性。然而,也因为如此,凭着他多年来与国际电影界相关人士、企业建立起来的渠道和信誉,拥有一定的进退之间舞台时,江志强就显然比起中国内地任何电影人更显得潇洒些。因此,《卧虎藏龙》背后除了影片本身实力以外,其实就是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沉淀下来的商业关系与诺守,然后才建立起其地位。然而,这一切的原因,均建立在商业运作基础上。基础,就是类型电影。因为类型电影是整个电影市场的最主流产品。然而,作为一个香港电影商人,江志强当未必意识到通电影来体现中国软实力而筹划、出品《英雄》,同样地也不曾以为通过《英雄》的“软实力”来显示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概念首先出现在2002年9月出版的《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黄仁伟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然而,中国不可能单边(或称单翼崛起),“两手都要硬”——经济的硬实力与人文软实力。

《英雄》当然不能象征中国崛起,甚至也不具备这样的意味。

但是,中国电影必须要更多的像《英雄》这样的类型电影丰富了、发展了并成为具指向性主流了,才可能令中国电影文化和产业获得崛起的机会,然后真正崛起。

中国电影离成熟还有多远? - 列孚 - 列孚

中国电影离成熟还有多远? - 列孚 - 列孚《卧虎藏龙》和《英雄》两部片的成功,幕后推手是香港电影人江志强。

 

如果可以承认好莱坞电影是体现美国软实力之一,那么,同样道理,中国电影也应该是能够体现中国软实力之一的体现。

不得不再提《阿凡达》,在中国内地,《阿凡达》一来,国产片纷纷“退兵三舍”。客观地说,这不是中国电影没底气而是中国类型电影没底气。

电影文化其实差不多就是类型片所能基本呈现出来的文化。因为类型片就是大众电影,最体体现主流价值,也最能体现当下潮流甚至能够领先于潮流。类型电影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商业片或叫做娱乐片。没有类型片绝对令电影形成不了产业。因此,在《神秘的大佛》到《英雄》这二十二年的时间,我们的类型电影才踏前了一小步,这一步还是江志强在牵着我们的手在走的。这一步不只是指因为投资大了,请得起大明星了,制作也大了,成了所谓的“大片”了。江志强引领着《英雄》所伸指的是让中国内地电影尝到了市场的甜头,出现了以亿为计算单位的票房收入,让“票房”这个词之后成了传媒娱乐报道的常用词,让张艺谋这位“第五代”代表人物也敢于面对“票房”这个可以被视作铜臭的名词而不会觉得丢了什么身份了。准备写这篇小文的前一晚,刚好在一个场合里面见到《建国大业》导演同时也是《十月围城》监制的黄建新以及《十月围城》导演陈德森,黄建新告诉陈德森:“他(指在下)早在1984年我们到香港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时,就很积极支持我们第五代了。”我听了这句话,马上将《三枪拍案惊奇》与“第五代”横空出世联想起来,仿似物非人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年的张艺谋打死也不敢相信在二十多年后会与江志强合作拍了一部形似武侠片的武侠片并以票房的指向的《英雄》,在向胡金铨徐克们致敬,走上了一条类型片道路。中国内地大部份影人们要走类型片路线,已成必然。只有类型电影成熟的地方,才可能出现成熟的电影市场,产生伟大的电影产业。否则,无从谈起。

 

不求“月月有‘大片’”,只求“月月有喜报”

我一直诟病“大片”一词。这个词非常糟糕,它一方面“培养”了一大批非“大片”才肯踏进电影院的观众;另一方面,它也会令中国电影产业趋向畸型,走向单一化的歧途。

如果说,片方自己在宣传时使用“大片”一词,无可厚非,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所有的传媒将“大片”这个形容词已成惯用语地几乎天天出现在平面传媒、电子传媒上,动不动就是“大片”前、“大片”后,就连被张伟平称为“座山雕”的中国电影行业中的“首号”人物在一次会议上竟也称“最好月月有‘大片’”!

“月月有‘大片’”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说穿了,所谓的“月月有‘大片’”在中国内地是我们电影业内又一次浮躁十足的表现。人所共知,当代中国人都浮躁,电影人也不例外。每个月都有“大片”,必然导致然后就有“大片大”(借“大哥大”一用);再之后又会有“超级大片大”,那是不是过几年以后“最好月月有‘超级大片大’”了呢?“月月有‘大片’”生动地说明了我们一些电影人的肤浅。

说“月月有‘大片’”,中国内地电影产业好像就是由“大片”堆起来似的,好像没有“大片”就形成不了产业了。那人家迪士尼的唐老鸭、米奇老鼠是靠卡通“大片”堆起来的吗?从苏菲娅·罗兰、苏菲·马素、罗伯特·烈福、马龙·白兰度到汤姆·克鲁斯、罗伯特·迪·尼路、茱莉娅·罗伯茨、安吉丽那·茱莉等等都是靠“大片”跑出来的?还那连串的像艾慕杜华、昆顿·塔伦天奴、奥利华·史东、马田·史高西斯等等著名导演呢?他所拍的都必须是“大片”不可?环顾好莱坞,除了占姆斯·卡梅隆外,还有谁会非“大片”不拍啊?

“最好月月有‘大片’”似应改为“最好月月有喜报”更妥贴些。“月月有喜报”就是像《疯狂有石头》、《疯狂的赛车》这些城市喜剧片那样,不是“大片”但会部部报喜。类型电影的中坚是中等制作的影片。

因为体制关系,片源渠道单一化、偏平化,形成中国内地的电影院线没有差异化,一部“大片”上映了,就是全国34条院线、4000多块银幕几乎是一涌而上,都放映同一部“大片”,将其它中、小制作排跻了出去。像《阿凡达》这样一部“大片大”所占银幕比例之绝对化就是一个典例。那么,要那么多院线干吗?干脆一条院线得了。事实上,院线单一化也养成了观众口味单一化——“跟着你,有肉吃”,只识肉味而不知菜味。如果这也是产业一部份,那以,这样的结构,能够形成真正的产业么?

是的,说到底,中国内地有效银幕太少、太少了。然而,因为近年来在所有行业中,唯电影成一路奇兵,自《英雄》以后每年票房平均以超过20%的速度在高速增长。2009年更是以高达40%增幅,令别的行业括目相看——虽然这区区数十亿元票房连中国移动每年盈利的零头都不够。但是,电影的魅力却是中国移动再怎样努力也无法达至的。电影如今最潮的是高达29米、长达27米的IMAX巨幕啊!就算手机再怎么神乎其神也不可能取代电影散发出来的诱人光芒。因此,许多人都看中了电影院市场空间未来发展潜力,纷纷抢城市商场的影院项目,令彼等租金立时成倍上升,为了抢夺一线城市项目,各影院投资商不惜血本,竞相出招,明争暗斗,十分激烈。正应了广东说的“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我们的浮躁,又见一斑。此外,中国内地电影票价早已超过发达国家,与我们与美国形成“G2”格局的身份十分不吻合,因为美国看电影成本要比我们低。但是,观众人次却与票房之“高”,却成了反差。

一家电影院,有10映厅,但有9个半映厅均上映同一部影片,令部份观众接近无从选择;一张票价占人均月薪收入中位数的5%-6%,远高于香港的0.6%,成贵族化倾向;现在中国内地就好像只有北京一地在拍电影,而这绝不是市场因果,而是因为集权而形成资源垄断(所以“座山雕”才那么神气)。这种现象如不加以注意,让此等情况不但形成了,还会不断巩固、发展时,便会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银幕上趋向单边化、单一化、单调化,此等形成了市场的畸型,趋生票房虚高假象,更重要的是令经济追逐倾向掩蔽了文化核心价值,也令地方文化难以在银幕上生色。所有这些,都不利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

 

 简单缕述了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与文化、产业之间的现象,提出了一些可能不成熟的看法,总的是为了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电影业能够在一个成熟的市场条件下,达至中国电影走向真正的辉煌。我们离所谓的成熟还有相当距离,这就更需要两岸三地电影人为此作共同努力。

 

 

                                                                                                                         2009年月1月15日

                                                                                                                            广州·珠江新城

(注:本文应邀在广州暨南大学年初主办的一个国产片产业化高峰论坛上所写的稿,现发表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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